光绪二十年，16 岁即开始参加科举考试的张謇，终于在 41 岁这一年中了状元，开启仕途之路。然而，不久后他却弃政从商，做了中国第一批民族实业家。他亲手创办的大生纱厂于《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筹建，通过这个纱厂盘活了整个南通。1920 年，《上海英文报》主笔鲍威尔到访南通，回沪之后立刻发表报道，评价“南通是‘中国大地上的天堂’”。

20 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政府连年赔款、百姓民不聊生、改革频频失败、动乱频繁四起的年代，这么一个时代背景，出了一个“天堂”，会不会让你觉得诧异？

之所以称它是天堂，是因为这里有完善的基础公共设施：公路、汽车、电灯、气象台、公园全部配备；乞丐、流浪者、孤儿接近消失，他们都被送去了育婴堂、养老院等公益机构；至于闲杂劳动力更是少见，他们都去填充了张謇创办的企业的劳动力空缺。

一个纱厂，深耕产业链，盘活经济体，创造就业量，派送股东利息，带动社区建设，服务社会和公众……，张謇带着“富国强民”的目的发展实业，在当时的营商环境下，这对其他企业简直是一种降维打击，即使放在今天的商战圈，这些表现也已不同程度涵盖了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各个方面，可谓是 ESG 的雏形。

ESG 在全球和在中国

ESG 即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 Responsibility）和治理（Governance）三个名词的首字母缩写，是一种从环境、社会、治理绩效三个维度对企业进行考核的投资理念和评价标准。

这个理念源于西方，最早出现于 18 世纪的伦理投资，号召企业主的经营不要伤害他们的邻居；后来发展成早期的社会责任投资，鉴于 20 世纪中期的社会焦点——种族隔离和战争的大规模性伤害，凡是助长这两方面的业务类型都被全部禁止；后来随着气候、环境、上市表现等问题的不断产生，企业需要承担的责任内涵也得到进一步扩展和完善，ESG 概念由此推出。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日渐突出，政府和投资者也开始关注企业 ESG 表现。自 2002 年至 2021 年，国务院和中国证监会就这个议题前后出台了 62 部政策法规，就 ESG 实践的具体活动、信息披露和评价指标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针对企业的评估要求。这背后目的只有一个，希望今天的企业别总盯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要把眼光放在社会价值乃至全球价值的最大化上。

虽然 ESG 概念的提出有时代背景，现在的披露和评估指标也有具体的适用范围，但如何通过经济价值撬动社会价值这个事儿，100 多年前的张謇就已做出过范例，时至今日，ESG 实践更有了新的应用场景。

第一，ESG 是一种企业价值观，从“不作恶”到“主动行善”。

ESG 引导企业主动审视和各类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倡导从企业的商业实践出发，在和利益相关方的相处过程中寻找发力点，进而通过调试自身行为最终达成和利益相关方的关系目标。

对大部分企业而言，之前最大的责任觉醒是不能把利益建立在剥夺他方的基础上，这个他方包括不同的利益攸关群体，也包括自然环境资源。但在 ESG 的引导下，这背后的逻辑可不仅仅是“不剥夺他方利益”就完了，也不仅仅是满足利益群体一次性的目标就结束了，而是在与他方交往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这要求企业从“不作恶”这种底线思维过渡到“主动寻善”的争上思维，一直要提醒自己如何最大化释放行业和社会价值，找到角度去践行更大的“善举”。

让我们看看 100 多年前的张謇是如何“主动行善”的。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为了给工人提供一个安心的工作状态，给工人建造了工房，工人可以免费入住；建造了学校，让工人和子弟都可以求学；建立了储蓄处，工人可存储工资生利息；还创办了医院和公园，工人可以看病及休闲。工人被照顾得好，自然愿意努力干。而且，张謇在纱厂实现盈利后并没有止步。当时的南通民不聊生，经济孱弱，官不作为，于是张謇用经营所得的钱继续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创立养老院，让老有所依；培训乞丐，还为他们寻找到合适的工作位置。这些举措都是“善”的主动为之。如果只停留在“不作恶”的被动企业价值层次，大生纱厂利用工人劳动赚钱给股东分红就好，不会有任何意愿去投入这些社会项目。

任何一个企业的立身之本都应该是“我创造的价值”要大于“我造成的麻烦”，但 ESG 的要求不止于此，同时还得盯住那些不是你制造出来的社会麻烦。

第二，ESG 是一种企业运营的战略视角，而不是简单的 CSR 公益项目的升级。

既然要盯住那些不是企业自身制造出来的麻烦，那 ESG 是不是多做几个 CSR 相关的公益项目就可以了？当然不是。

大部分企业对 ESG 的认知是 CSR 升级，在做法上也无外乎是企业主业之外的一种附属活动。主业才是企业利润化表现的核心，是赚钱的抓手。等赚到钱之后，再拨出去一部分进行额外的 CSR 公益项目，体现一种慈善性质的社会责任。

但 ESG 并不是这个基础上的升级，不是企业赚得利润后的再分配，而应贯穿于主业发展的全过程：从产品的原料选择、制造加工、回收处理，到员工的工作交互体验，再到产业链的提升改善，每一点每一滴，都应投射出 ESG 的思考。

看看大生纱厂，张謇是怎么干的？他先是办了纺纱厂，然后又沿着上下游去拓宽产业链条，比如开办垦牧公司来种棉花，给纺纱厂供料；又开办冶炼厂和钢铁厂，专门制造轧棉机和织布机；再开办面粉厂做面粉制成浆纱去织布。在棉纺织业这条主线上出来的副产品——棉籽，还能被利用去炼油，而油脂又拿去做肥皂，报废的产品和材料重新作为原料再加工……，这都是在围绕主业，做产业链的纵深。

通过这条产业链的打开，大生纺织企业形成了一个以机纱为中心的工业集团。它带动了当地工业企业类型的多样化，当地的经济围绕着棉纺业的产业链得到发展，植棉、纺纱、手织互相促进，形成了完整且多元的业态。

100 年前的张謇，以实现南通本地内循环的商业实践，为我们今天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努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虽然我们还在探索高质量的内循环和双循环应该怎么做，但有前人珠玉在前，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

第三，ESG 是一种企业解决问题的创新思路，将社会痛点看作业务靶点。

我们刚才说过，任何一个企业的立身之本都应该是我创造的价值要大于我给社会造成的麻烦，从这个角度看，企业深度嵌入社会系统就是必然的选择，社会痛点就是企业之所以有存在意义的靶心。

于是，让“天下人都有饭吃”可以是企业的立足之本，“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也可以是企业长存的根基。但若是企业存在的意义就是产出“300 套顶级天价别墅”、“100 个元宇宙捏脸师”，社会就没法长期接纳这样一种企业。

同理，选择“纺纱”这个赛道，张謇也是经过思考的，除了南通盛产棉花之外，面纱在当时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社会痛点。

先说当时的需求侧。我们习惯说“衣食住行”，衣始终排在第一位，男耕女织的时代，几乎要将一半的劳动力资源用于解决衣服的问题。从 19 世纪开始，清朝又加大了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对衣服，尤其是耐消耗的棉织品的需求，更加旺盛。

再看当时的供给侧。自 19 世纪中期开始，中国的棉织品供应遇到重大挑战，一是美国南北战争导致美国对全球的棉花供应减少；二是中国家门内的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倾销东北的洋布数量锐减；三是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此前稳定的布匹供应打击不小，国内也存在极大的供应缺口。

张謇就是在这个时期选择了棉纺织赛道进行深耕。当然在深耕的过程中，不仅解决了国内的供销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的棉纺织业卷入到全球的棉花格局中。

我们习惯说张謇是实业救国的第一批民族企业家，但“实业救国“四个字，用今天的话翻译就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痛点。用更经济学的话语讲就是：用产业创新的思维看，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蕴藏着商机。

张謇的 ESG 雏形案例和背后的成功原因

我们今天总结张謇的商业路径——锚定痛点选赛道、延伸产业纵深、带动百姓就业、实现本地的经济内循环、推动社区和城市发展、卷入全球化格局，以我们今天 ESG 要求的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三个层面来对应，都分别有不同程度的覆盖，说明这三个层面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内在有机统一，企业完全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商业实践做到三方互照。

一个多世纪以前，张謇肯定不知道 ESG，脑中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企业规划战略和经营体系，百年前的他，靠什么力量的牵引完成这些？

在那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张謇身为一个读书人，找到自己社会企业家的身份，以那个时代独有的乡绅精神，探索出一条实业救国的路线，他自开始就从未追求“利之为利”，而是始终将“国家价值”、“人的价值”放在首位。那之后受到“南通模式”鼓励的民族企业家还有“船运大王”卢作孚、“化工大王”范旭东、“火柴大王”刘鸿生，他们的出现虽然比西欧企业家晚了近 200 年，所操持的企业却仍能在极艰难的条件下有所作为。

张謇的儿子为父亲写过一本《张謇传》，他回忆父亲的弥留之际，曾经想过记录些什么，但最终坐在桌前沉思很久，一个字都没写。如果知道 100 年后今天的中国都在提倡 ESG 做法，也许他会比日本管理大师稻盛和夫更早一个世纪写出那句话——“用善恶而不是得失，作为企业判断和行动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