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望角 — 理想的灭亡
读《死亡盲飞(Flying Blind)》与《获利至上(An Ugly Truth)》有感
张裕昌

一代空中霸主波音,为何会在连续两年摔了两架 737 MAX 客机之后,逐渐让人看到这个曾经充满理想的企业,却被不断爆出各种不堪一闻的企业经营内幕,而日渐走下神坛;无独有偶,一代社交巨擘脸书,又是如何为了哄抬品牌价值,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社群成为假新闻横行的平台,激起各种族群对立,并引发各式各样的冲突?

企业获利本是应该

70 年代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傅利曼 Milton Friedman,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名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的文章,直白、有力,毫不做作推崇企业必须唯利是图的态度,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创造出 80 年代的黄金盛世,也因此才会拍出同属 80 年代后期的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男主角麦克道格拉斯在片中大声疾呼“贪婪好,贪婪妙,贪婪呱呱叫!(The point i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 greed,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is good. Greed is right. Greed works.)”这样的宣言。

从理性层面看,企业获利本就应该,只有获利才能照顾员工,创造这个社会更多前进的动能。但追求获利是否应该无限上纲,不择手段呢?

当财务思维控制了企业发展

让我把议题拉回到这两本书身上,回过头来看看驱使一个公司从追求获利,到追逐贪婪的差别是什么。

1997 年,波音与其当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麦道(McDonnell Douglas),以 130亿美元的股票交换,正式合并为一家公司。而这个并购案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就是波音从此走向“股价至上”的经营原则。而这个经营原则也种下了波音之后无论是在 787 梦幻客机,或是 737MAX,因为过度压缩成本,忽略品质而大小错误不断发生的远因。而在过度压缩成本之外,资方还一昧追求生产速度,而将产品安全放诸脑后。最显而易见的情况,就是在飞机交机时,不断发现根本不该出现的各种杂物,在飞机里各个不该出现的位置。

面对外界不断质疑波音经营团队已丧失理想、过度重视成本管控的批评声浪,前执行长史东赛佛(Harry Stone-Cipher)竟然面不改色地说:“大众投资一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也因此当 737MAX 的工程师建议要为新机装设相关安全感测装置时,高层竟断然拒绝,因为会提高各种成本。

而最后造成一系列悲剧的近因,就是在这样扭曲的经营环境中不断流失各种人才。20 年来波音从追求获利到追逐贪婪的各种扭曲手段,最后终于让许多人感受到失去至亲的悲痛,并因为这样的悲痛,进而摧毁一家曾经受人重视的品牌。

那么曾经是科技圈四骑士代表之一的 Meta 呢?他们又干了什么好事?

也很单纯,就是为了不断追逐赚更多的获利,不择手段地做出一个又一个可以改变全世界,但却没有几个人可以弄得懂的演算法决定。为了赚钱,变相出卖用户的隐私?可;无论造成任何后果,毫无下限的言论自由,因人而异的言论审查标准?可;假新闻横行,但合情合理推文却被封锁下架?当然可。这一切一切没来由的各种商业手段,最后导向的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不计代价且不择手段地操弄使用者,挑战政府容忍底线,并进而扩大商业版图,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

企业除了获利之外,还应该要有理想与责任

“利益关系人(Stakeholder)”是一个有意义的单字,这个单字将所有跟企业发展相关的对象都连结在一起,让企业必须认真重新审视,在获利之外,企业还需要关心哪些与其息息相关的个人或团体,让企业在一个对整体世界有意义的状态下,获取最大的利益。虽然这句话听来有点理想化,但当企业如 Meta 或波音之举足轻重,却因为过度贪婪于获利的最大化,而遭人指指点点污名如斯,他们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

波音与 Meta 让一般大众活生生看到,当一个企业失去其理想性与责任感,即便在获利的成绩单上屡有斩获,但最后这些企业能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面貌?这两本书或许就是现代企业经营典范中最糟糕的范本,让我们看到,失去理想性与责任感,当财务数字掌控了一切,这些企业的存在,有多么的无足轻重。

张裕昌

董事总经理,台湾世纪奥美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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